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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应根据情况采取停职检查、调整职务、责令辞职、降职、免职等措施。

五是立法应当具有整体协调性和内在统一性，不能自相矛盾。历史上中华法系辉煌灿烂，在亚洲国家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坚持党的领导同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对立起来，更不能用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来动摇和否定党的领导。推进新时代法治理论创新发展，就是要深入开展对从法律大国向法治强国历史转变的基本规律、主要途径、重点任务、实现方式等重大法理问题的研究，为制定法治强国建设规划、实施法治强国战略、实现法治强国梦想，提供法治保障和法理支撑。法治也离不开政治，法治必然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没有政治的引领、支持和保障，法治必将形同虚设、一事无成。(4)实施全面依法治国的建设工程，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都是人民根本意志的反映，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实证法治效能及其研究，不仅要证真，证明法治理论和法治实践一系列命题、观点、判断、结论的真实性、正确性、科学性及其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也要证伪，证明某些既有的法学结论、法治观点、法律认知的谬误、错误、虚假或不科学。第二，以新时代的新矛盾作为法治创新研究重点。但是，以行为风险的高低作为行为相当性的判断标准，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方案。

由此可知，在本案中，女工死亡的结果实现的是法律允许的风险而非禁止风险，因而不能将该结果归责于厂长未对山羊毛消毒的行为。三、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 在概率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无法成立之后，学界发展出来了一种新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判断行为有无相当性，就是考察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包含了通常能够导致构成要件结果发生的风险。彼时德国刑法规定，只要行为人的行为与加重结果有因果关系，无论该行为人是否预见了该加重结果，都可以对该行为人判处较之于基本犯更重的刑罚。

可以肯定的是，由于禁止风险和客观注意义务都是规范性的概念，以行为是否包含了禁止风险或曰是否违反了客观注意义务作为行为相当性的判断标准，能够克服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所面临的无法从事实跳跃到规范的问题，从而可以在那些行为虽然包含了较高风险但是不应肯定其相当性的案件中得出正确结论。至于客观归责理论做出了哪些理论贡献，又存在哪些不足，则超出了本文的写作范围，需要另外撰文加以讨论。

在阶层犯罪论体系的理论背景下，刑法对行为的规范评价是分层次的。另外，在判断行为相当性时，采用行为是否包含了禁止风险这个终局性的实质标准会导致刑法体系的混乱。在司法实践中，完全有可能出现行为人的行为虽然包含了较高的风险但是却并不为刑法所禁止的情形。需要看到，现代刑法建立在刑事政策的基础之上，每一个刑法规范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特定的规范保护目的。

例如，甲女与丈夫乙因性格不和，反目成仇。与之不同的是，概率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以行为人的行为所处的整个因果流程作为考察对象。为此，条件说需要考察，行为人的行为在某个特定的因果流程中是否发挥了作用。[34]鉴于这种观点虽然不同于传统的经验论相当因果关系说，但是又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以经验上的通常性作为因果流程的判断标准，本文将其称为修正的经验论相当因果关系说。

[48]在这类案件中，行为人之所以需要对结果承担刑事责任，不是因为其预见了后面的介入因素，而是因为其为后面的介入者提供了行动的理由或机会。最后需要重申的是，将相当因果关系说分为概率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和规范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是本文运用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理想类型方法，根据考察对象和判断标准的不同，按照理论自身的逻辑对相当因果关系说进行分类的结果

区分未遂和既遂，是刑法保持边际威慑的另一种形式。况且，在给定预算总额的条件下，侦破不同类别的案件还存在预算竞争的问题，一类案件的破案率提高，通常是以降低另一类案件的破案率为代价的。

由于犯罪的主观方面不可观察，司法者只能根据客观方面去推测主观方面，所以刑法上所有描述主观心智的概念，诸如目的和动机、故意和过失、蓄谋和冲动、有无认识错误以及是否忏悔之类，都最终只能表现为对犯罪行为和后果的描述。典型的情节是，当死亡受害人裸露下体时，很快就被其同伙制止。进入专题： 故意伤害致死 法律教义 后果主义 。高利贷行业的预期风险加大，风险溢价会通过提升利率的方式转嫁给潜在的借贷人。考虑到判处故意杀人罪在很大程度上受阻于正当防卫的抗辩，所以下文的讨论仍从排除正当防卫入手。由于主观方面不可观察，故而无论是将其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还是作为辨识不同犯罪的区分依据，都只是暂时的敷衍，因为刑事司法实践的所有操作性依据最终只能是行为和后果。

该案经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于欢无期徒刑后，因被媒体片面报道而引爆舆论，一时之间成为空前轰动的刑事案件。然而遗憾的是，致力于辨识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致死，推定-反证法则找到的区分依据仍然难以观察，也就是说，行为人有无认识错误，以及认识错误能否以合理成本避免，这些都并非一目了然。

反之，则就越应倾向于故意伤害。更具体地说，不仅过分偏重了讨债团伙人数众多等表面现象，而且忽略了讨债团伙自始至终表现出的严格自律高度克制以及于欢母子对不法侵害程度和风险的清醒评估，尤其是忽略了于欢在行凶时刻的人身风险并未上升、反而因为警察到场而明显下降这一事实。

但如前文所述，在绝对意义上，所有刑事裁判都是基于有限信息作出的有罪推定，而有罪推定的隐含之义是辩方承担终局性的举证责任。而如果行为人没有为控制行为后果采取足够的措施，那么就意味着事先看来行为致死的概率很高，此时致死就是行为人放任或追求的结果，因此构成故意杀人。

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法律通过创设行为激励来追求其预期的后果，后果是评价一切行为和思想的标准。虽然一直被法律教义学家所忽视（这是惊人的忽视），但不可否认，就投入上述工作而言，法律经济学家不仅起步更早，而且走得更远。在排除意外事件和正当防卫的前提下，针对于欢故意杀人的有效抗辩只有三条：一是受害人有过错。主客观相统一虽然不过是对常识和生活经验的包装和复制，但却一直被当作刑法学理论的灵魂。

这也意味着故意杀人犯远比过失杀人犯更重视犯罪的价值（对于后者来说，犯罪的价值通常为负），因而，在惩罚相当于为犯罪定价的意义上，法律有理由对前者收取更高的价格。说到底，意图只能借助行为来表达，也只能根据行为来证明。

本文将要论证一种与法学界主流意见及一审、二审判决都完全不同的意见，亦即认为应判处于欢故意杀人罪。摘要：描述法律教义的创制过程，可以揭示法律教义背后的实践逻辑，进而掌握创制法律教义的工作原理。

2.只是故意伤害？ 虽然被害人的代理律师提出于欢构成故意杀人罪的主张，但被法院拒绝采纳。（2）若无反证证明行为人为控制行为后果而采取了足够的措施，则可推定为故意杀人，除非有反证证明行为人存在认识错误。

而如果诉诸刑法公正，那么为何区分这两种犯罪的问题就根本不是问题了。对未遂犯罪规定较轻的处罚，可以为罪犯在最后时刻之前改变主意创设激励。被告林森浩和受害人黄洋同为复旦大学医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属不同专业，但住在同一宿舍。（二）犯罪意图的经济学解释 在受害人已经死亡的情况下，法律为何还要区分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致死？致人死亡就以故意杀人论处，岂非更加简单易行？法律教义学对此问题所提供的答案，是认为二者的犯罪意图不同：故意伤害致死只有伤害的故意，而没有杀人的故意，受害人死亡不是罪犯追求或放任的后果。

按照前文总结的推定-反证法则，尽管意图不能完全由结果推定，但结果却是推定意图的首要依据。虽然推定意味着对某种程度的决策误差的容忍，但误差的数量和程度与之前相比更可能不升反降，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一法则不会遗漏任何已知的犯罪信息，而只是为整理犯罪信息提供了操作流程。

倘若行为人能以合理成本避免认识错误（BPL），则行为人就需要对认识错误及其后果承担过失责任，因此构成故意伤害致死。五、延伸讨论：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未遂的司法识别 与受害人死亡条件下区别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致死相对应的另一个司法难题，是如果受害人活了下来，那么该怎样区别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未遂。

显然，对于讨债团伙来说，控制法律风险是其成功经营的前提。不仅实验动物大鼠的耐毒能力按单位体重计算通常远高于人类，而且就认定投毒和致死的因果关系而言，半数致死量毫无意义，因为耐毒能力的个体差异非常大。